反家暴法落地两周年 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形成

市场信息网2018-04-11 16:11:33来源: 中国商报/中国商网作者:王立芳评论:0

核心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起实施,距今已满两周年。作为我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反家暴法的出台被业界普遍认为在反家暴工作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实践过程中,反家暴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

反家暴法自2016年3月1日起实施,距今已满两周年。CNSPHOTO提供

中国商报/中国商网(记者 王立芳)因琐事被丈夫赵某殴打,导致面部受伤缝针、瞳孔损伤无法恢复,北京的李女士结婚仅一年就遭遇到了家庭暴力。近日,法院支持了李女士的离婚诉讼请求,并判决赵某赔偿李女士精神损害金5万元。

中国商报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妇联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发布会上获悉,自2016年3月1日以来,北京市各级妇联组织接到的涉及家庭暴力的信访投诉数据为2016年438件次、2017年404件次,分别占全年信访总量的18.7%和15.7%,在7大类113个小项的分类中均居第一位,且投诉主体97%以上为女性。据北京高院民一庭庭长单国钧介绍,涉家暴案件多集中在离婚、赡养等纠纷案件中。家暴的受害者多数为女性、儿童和老人,主要集中在妻子遭受丈夫的暴力;家暴行为主要表现为殴打、侮辱、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方式,有的严重暴力行为甚至构成了刑事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自2016年3月1日起实施,距今已满两周年。作为我国第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反家暴法的出台被业界普遍认为在反家暴工作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在实践过程中,反家暴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

司法实践存难

在涉家庭暴力案件的代理中,经常会遇到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易而执行难的尴尬局面。

数据显示,2016年至2017年间,北京市法院对受理的离婚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书共17463份,其中,当事人反映有家庭暴力情节的有1867份,占比近11%。

代理上述李女士离婚案件的家事律师金增玉告诉中国商报记者,由于家暴行为一般发生在家庭成员间,具有一定隐蔽性,因此举证难是受害者普遍遭遇的诉求瓶颈。单国钧也表示,在很多离婚案件中,主张对方存在家庭暴力的当事人多数仅有口头陈述,而未能提交任何证据,或提交的证据不足,导致未能认定存在家暴的情形,诉求未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家事案件中最终认定存在家暴的比例并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成员间的争吵和推搡的确不构成家暴行为;另一方面,虽然客观上可能存在家暴,但缺乏证据予以证明。”北京高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安风德说。

金增玉还表示,在涉家庭暴力案件的代理中,经常会遇到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易而执行难的尴尬局面。

根据反家暴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然而在实际适用上却出现了各种问题,如果签发了人身保护令,需要由法院的哪个部门执行,是执行庭还是审判庭,如何执行?如果送达到相关单位没有专门部门或者人员接收,甚至拒绝接收,协助义务该如何履行?”金增玉说,虽然法院受理了人身保护令申请,但由于缺少指导具体操作的程序性法律法规,造成人身保护令签发上的困难。

此外,金增玉还认为,虽然反家暴法和婚姻法规定认定家暴后可以获得赔偿(一般以离婚为前提),但实践中此类家暴案件中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支持率低,赔偿的数额也普遍偏低。

据中国商报记者了解,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妇联也在建议和提案中指出了反家暴法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如一些地方对落实反家暴法的重视程度不够,执法意识不强,仍旧有把家暴作为“家务事”而推脱处理的现象;对依法处理家暴案件存在错误认识和畏难情绪,一些公权力部门仍然把维护家庭稳定放在第一位,不愿意深入干预家暴案件;家暴告诫书发放不多,亟须规范统一;反家暴有关部门间的协助配合有待加强,一些个案中出现法院、民政、公安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缺乏主动作为、互相推诿卸责的现象,致使家暴案件的处理效果不尽如人意。

“反家庭暴力法的很多条文都是原则性规定,需要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措施、提供制度支撑。落实到法院系统,就是要认真梳理审判经验,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解决适用反家暴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对反家暴法审判适用上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不久前在京举行的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两周年暨惩处和预防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与性侵害违法犯罪座谈会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权益部部长高莎薇如是说。

高莎薇建议,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如保护令的内容、具体程序、时限、证明标准等,特别是保护令的证明标准应与一般案件审理的证明标准有所区别;有关申请撤销监护权的具体程序,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原则等问题均需要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同时还要加大法律宣传和业务培训的力度。法院系统要面向一线审判人员开展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相关培训,增强审判人员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提高审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技能。

形成执法合力

法院在不断推进涉家庭暴力案件审理进程的同时,以保护妇女权益为职责的妇联机构也一直在积极作为。

对于家暴案件中的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庭副庭长刘洋介绍了该院的经验:第一,明确区分一般家庭矛盾与家庭暴力。当损害结果较为严重,从伤情数量及表现形态看超出通常认为的夫妻吵架推搡的正常限度时,此种肢体冲突应认定为构成“家庭暴力”的暴力行为;第二,明确家庭暴力的举证责任适时转移。对于具体事实情节的证明,双方均应对自己陈述的事实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第三,明确证据链的内在联系与公允持衡。通过详细询问冲突细节,将当事人陈述的细节与伤情进行比对、综合各种间接证据考量是否形成证据链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

针对受害人举证难的问题,安凤德表示,法官会尽可能地向当事人住所地居委会、村委会、妇联、邻居调查取证,到公安部门调取相应的报警记录、出警记录、调解笔录等材料。法院还会适当拓宽证据形式,将施暴者的书面保证、悔过书、有旁证支持的视听资料、网络聊天、微博等电子信息采纳作为认定家庭暴力的证据。

法院在不断推进涉家庭暴力案件审理进程的同时,以保护妇女权益为职责的妇联机构也一直在积极作为。全国妇联日前制定下发了《妇联组织受理家庭暴力投诉工作规程(试行)》,对妇联组织受理家庭暴力投诉工作进行进一步规范。

文件对不同危险级别的家庭暴力投诉作出何等分级处理进行了明确:对于初次遭受家庭暴力且情节较轻的,可运用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婚姻家庭关系指导和纠纷调处、社工服务、困难帮扶等方式,为受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并告知可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依法对加害人进行批评教育或出具告诫书;对于已经造成人身伤害或具有现实危险性的,以及情节较轻但多次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协助受害人反映诉求,支持其报警求助、进行家庭暴力伤情鉴定、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律援助和庇护救助等;对于严重的特别是高危致命危险的家庭暴力投诉,或者本人及其亲属面临人身安全威胁的,不能劝和或调解,应当及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和上级妇联。同时制定综合性的个案维权服务方案,确定承办人员,与公安、民政、法院等其他部门和机构开展有效合作,共同为受害人提供服务。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部检察官庞静表示,反家暴既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要以民事诉讼来实现权益保护,也要求公权力机关及时对刑事犯罪予以惩戒,既要有司法控制,对已经发生的家庭暴力案件及时给予法律负面评价,让违法者付出法律代价,也要建立社会防控体系,强化家暴法的宣传教育,做到惩防结合、预防为主,减少悲剧的发生。

一家之言 〉〉〉

人身保护令仅是反家暴第一步

反家暴法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两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设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即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根据北京高院反家暴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的数据显示,两年来,北京法院共发出145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不可否认,丈夫向妻子实施家暴引发家庭矛盾,损害妇女权益,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基于此,反家暴法设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据媒体报道,北京密云的一名男子向妻子施暴长达7年,严重损害了妻子的身心健康,甚至对其生命安全构成了威胁。2017年8月,当地法院开出首张人身保护令,对受害人的人身安全给予充分保护。可以说,实施人身保护令可以发挥出教育、震慑的双重作用,既是一种法律手段,也是反家暴的有效措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涉家暴案件呈现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申请法律援助比率低的特点。北京高院表示,2016年至2017年两年间,北京市法院对受理的离婚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书共17463份。其中,当事人反映有家庭暴力情节的有1867份,占比近11%,不过只有少数案件的当事人提交了相关证据并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根据报道,两年来,北京法院仅发出145份人身保护令。究其原因,由于家庭暴力往往多发生在只有夫妻二人在场的情况下,场合较为隐蔽,证据难以收集。同时,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一般需要提交受伤当事人的伤情鉴定、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这无疑会让一些家暴受害者望而却步。

可见,实施人身保护令仅是反家暴的第一步。预防和制止家暴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协同、各方联手,要加快实现公检法司和妇联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联合办案,全程监控,建立预警分析和跟踪回访机制,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社会支持也要及时跟进。同时,受害者应对家暴零容忍,勇敢拿起法律武器,加强自我保护和证据收集,在紧急情况下务必要向司法机关求助。此外,不妨考虑将公安告诫与法院禁止令、人身保护令相衔接,以提高家暴的违法成本。

笔者认为,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来关心受害者的心理、生理健康和情感状况。这些机构首先要能够为这一弱势群体提供专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些生存技能;其次,帮助协调部分家庭矛盾,帮助家庭成员沟通并进行心理辅导。相信以上工作能够帮助受害者重新树立自尊,变得更加坚强。事实上,让受害者在内心深处真正坚强和成熟起来,才是最有效的人身保护。(张西流)

责任编辑:李伟雄